最可怕的滥权是自以为在维护正义
深圳地铁一位保安的行为刷屏了。10月28日，一位自述手术结束没几天的男士坐在深圳1号地铁上，地铁保安（后来得知该保安是祥鹏智慧保安公司的劳务派遣）要求他给一位中年外国人让座，这位乘客没同意。遂起争执，保安说乘客没有发扬“待客之道”，其他乘客指责保安“崇洋媚外”。于是保安发怒，要求乘客下车去警卫室说清楚........
视频曝光后，舆论哗然，网友和地铁里那位打抱不平的乘客一样，纷纷指责该保安“崇洋媚外”——在中国日益强大的今天，这个谴责是颇有分量的，更容易激发公众的愤怒点。
不过在我看来，这个冲突的根本原因倒不是那位年轻的保安“崇洋媚外”，这毕竟不是官府怕洋人的晚清和民初，连最强的外国——美帝，我们都不怕，其他洋人何足道哉？那位保安没准还是位充满着民族自豪感的爱国青年，对那些“美分党”“精日”非常痛恨。说他“崇洋媚外”很可能伤了他淳朴的中国心。
该保安指责不让座的乘客没有发扬“待客之道”，应该是他真实的认知。热情好客，厚待洋人（更早的时候叫外夷）是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在鸦片战争之前早就存在了。其实质是一种天朝心态，让外夷来朝贡，图的不是其贡献的那点财货，而是对自己臣服的姿态。天朝赏赐的回礼往往厚重得多，如《礼记·中庸》：“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在中国的民间特别是内陆地区，这种厚往薄来的待客文化也处处可见，一个农户自己省吃俭用，可办喜事招待客人时一定要想办法让来客吃饱喝足，夸赞主人的慷慨好客。说到底，这是中国根深蒂固的“面子”文化使然。
深圳地铁那位保安，他未必怕洋人或者非得巴结洋人，但生长过程中潜移默化的教育，还有保安公司短短几天的培训，使他认可这种的判断：让外国人在中国待着舒服，感觉到善意，展示的是中国人的善良、中国的强大和中国社会的文明。——我觉得是大致不差的逻辑。
这样的认知有错吗？当然没错。冲突起源我以为是那位保安分认不清群己权利之分野，更分不清自己的职权范围和边界。热情待客尤其待洋客，这只是一种文化习俗，连道德上的正当性都够不上。对单个的中国人来说，是否遵照这样的文化习俗，完全取决于自己的选择，并无道德高低之分，更别说受法律的规范了。这位保安自己发扬传统的待客之道，未尝不可，但他没有任何权力要求其他人遵循这样的待客之道——不但他没这样的权力，警察也没有。
可是，被朴素的“正义感”冲昏头脑的年轻保安，认为自己是在维护一种好的社会风气——即发扬待客之道，乘客竟然不配合，还有人讥讽自己是“崇洋媚外”，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发飙了。
不过再一想也不奇怪，据祥鹏保安公司的公示可知，那位保安10月14日才上岗，干了不到半个月，对地铁车厢安全员这个职位的权限、行为规范恐怕没有足够的认知，也未能积累相当的经验。自以为心怀“善意”，便理直气壮地吩咐乘客让座。9月初西安地铁发生一起保安和乘客的剧烈冲突引发舆情，我写了一篇评论《为什么说地铁管理能体现城市的综合管理水平？》，现在深圳地铁也出现类似的事，似有打脸之嫌。但我在那篇文章里说过一段话，同样适用于深圳地铁的那位保安：
类似深圳地铁里那位保安的认知偏差，在我们的社会里并不少。许多人认为自己在维护正义，占据了道德高地，便喜欢公然干涉别人的生活，侵犯别人的权利。
保安当然没有执法权——这点我估计每个保安公司在培训新员工时都会明确告知。但是保安有非国家权力机构授予的种种公共秩序管理权，比如能决定让一个人是否进小区、进商场、进银行。全球抗疫近两年，中国社会这种权力更是被广泛地授予一个个穿制服的保安或戴红袖箍的大爷大妈。
李鸿章曾说过：“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慎而重之。”这种“利器”，在社会管理中就是权力。一个受过职业训练、且处于制度性监督与制约之下的专业执法者，都可能滥用权力，伤害其他人，那么授权路径不清晰、监督制度不完善的一些临时性授权，更有可能被滥用。
严格地按规章办事和滥用手中那点权力伤害或为难别人，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很难分得清楚，有模糊地带，行使权力者的自由裁定空间不小。一些人出去办事要给门房大爷塞包烟让他行个方便，便是明了此种潜规则的对策。
如果一个手中有点权的人，知道自己滥用权力是在谋私，在做坏事，多半心里还有所忌惮。如果他认知出现问题，认为他对个别人滥权，是在维护正义，维护公共秩序，心里有着道德的优越感，这种以“善”为目的“作恶”，那后果尤为可怕。
打一个比方，某位正直淳朴的农家青年，进了一支武装队伍，给了他一身制服一把枪若干子弹。如果不能对他进行有效地管控，他拿着枪外出劫道杀人，固然恐怖。但他知道做这事是缺德的，是在作恶。更为恐怖的是，如果他能拿着枪自由地“匡扶正义”，看到路边一位痞子欺负一个小孩，他一枪将痞子击毙，还认为自己在扶弱抑强，替天行道。深圳地铁里那位保安要乘客发扬“待客之道”为洋人让座，其心理成因或与此相近？